明十三陵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帝陵墓葬建筑群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首先，从陵区的建置情况看，它更有“边塞”陵区的特色。天寿山陵区的建筑，除前述十三座帝陵外还有陪葬墓(含妃子坟七座、太监墓一座）、行宫(新、旧行官各一座)、九龙池、长春亭、圣迹亭等各式建筑。这一以帝陵为主体兼有各式不同功用建筑的庞大而又完备的陵区建筑体系，显然是吸收了中国历代，特别是宋代及明孝陵的陵区建设经验。但它同时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就是由于陵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其防卫体系更为严密。
虽然，我国历代的陵区建筑都具备一定的防卫条件，以防止陵区建筑的人为破坏和维护陵区的秩序。但由于中国历代帝都的位置通常都处于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或偏于内地的经济发达地区，距离边关较远，所以，近京而设的陵区防卫体系一般来说也主要是用来防范来自王朝统治范围之内的破坏力量，其主要功能是“制内”。而天寿山陵区的情况就不同了。明成祖迁都北京，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北京背倚燕山山脉，既有险可恃，又与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相距不远的地理优势，防御和抗击蒙古贵族的南犯并控制东北地区。而天寿山陵区恰处京北居庸关与古北口两大军事要塞之南，北距长城不过六七十里，军事防御实为第一要务，所以陵区不仅周围沿山设险，修筑有可资派军防守的十口城垣、敌台、拦马墙等军事防御工事，还在山势低矮的陵区之南修筑了可以屯驻重兵的昌平和巩华二城，以屏卫陵区。由此可见，天寿山陵区的城堡式防御体系已绝不仅仅是为了“制内”，而是带有明显的“御外”性质。也就是说，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具备大规模作战条件的“边塞”式陵区防御体系。
其次，陵区建筑的整体性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水平。
我国古代帝王陵寝的陵区设置，早在战国中期随着陵墓的建造就已出现，其制导源于我国古代以宗族为单位，按贵族的等级和宗法礼制关系布葬的“公墓”（见《周礼•春官•冢人》）制度。各个时代陵区规模的大小及建筑的设置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宋朝以前历朝历代的帝王陵寝建筑虽然彼此声势相连，形成了布局相对集中的陵寝区域，但各陵相互的独立性都很强。以唐及北宋诸陵为例，每座陵园都有各自的门阙、神道和石刻群，均自成体系。它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但在建筑的设置上却彼此互不统属，缺乏有机的整体联系。明十三陵则不同，各陵虽然各有自己的享殿、明楼、宝城，自成独立单位，但陵区之内，长陵神道作为各陵公共的“总神道”出现，公用的牌坊、石刻群，使陵区建筑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整体。
再次，从天寿山陵寝的建筑制度看，它是在前代特别是明太祖孝陵制度的基础上演进形成的，因此，各陵陵寝制度都包含有前代陵园的某些特点，同时又有自己的创新之处。
我国古代的帝陵从秦汉至唐宋，其陵宫建筑大多以覆斗形的陵台（陵冢）为中心，前设寝殿，周以方垣并四面设门，构成大体均衡对称的方陵体制。明初营建皇陵（朱元璋的父母陵，位今安徽省凤阳县）尚袭此制。其后建祖陵（朱元璋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衣冠陵，位今江苏省盱眙县）又用其制。至朱元璋营建孝陵则变更古制，创新为前方(方形院落）后圆（圆形宝城），宝顶、明楼、享殿沿中轴线纵向排列的崭新的陵寝布局形式。明天寿山诸陵的陵官建筑基本沿用孝陵制度，但更趋完善，形成了自己的面貌。如宝城马道之设较之孝陵更便于陵园的巡守，明楼内圣号碑的设置使该建筑的标示作用更为明确，方城前石供器及两柱门的设置，则增加了陵墓的纪念气氛，并给空旷的方城前院补充了点缀物。
明长陵幽深曲折的神道上排列陵寝兆域门 （长陵作大红门，孝陵作大金门）、神功圣德碑亭、石像生、龙凤门等墓仪设施也源自孝陵制度。但兆域门前石牌坊的设置，神功圣德碑亭前后华表的设置，石望柱改置石像生之前，像生中增加功臣像等，其制度较之孝陵又更臻完备，更能体现封建社会的礼制特点。
来源：中国旅游协会长城分会供稿